“今年是很艰苦的一年，更可怕的是，全球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目前看来还很难讲，这意味着纺织服装行业的低迷期今年可能还不会结束，大概率会延续到明年。”徐启说。
徐启在柬埔寨拥有一家工人接近1000名的服装加工厂，是Zara、优衣库等品牌的代工商，在工厂基本没有流动性的情况下，他直言，日子很难过。“柬埔寨政府规定，工人休息期间仍要支付其70%的工资，其中政府支付40%，企业支付30%，柬埔寨的工人工资大约每月190美元，工厂接近1000人，这意味着我每天一睁眼就欠下几千美元。”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供应链。纺织服装产业也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第一张名片，其外贸情况也影响着一大批东南亚的代工企业，徐启的企业就是其中一员。
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几近停摆
纺织服装产业链上游涉及天然纤维（如棉、麻、毛）和化学纤维生产，中游包括纺纱、织布、印染，下游包括服装、家纺、工业用纺织品等最终产品。
在纺织和服装行业有30年监管和观察经验的安希表示，中国是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最健全的国家。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服装出口取消了限额，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纺织服装制造中心。
根据Wind资讯和京东数科研究院的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布产量从290亿米上升至907亿米，纱产量从761万吨上升至3733万吨，化纤产量从841万吨上升至4886万吨，均为全球第一。
“但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纺织服装产业链的下游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而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纺织服装商品受美国加征关税威胁，加速了转移。”安希说。
徐启就是在这段时间到柬埔寨办厂的。他的工厂采用代工生产的模式，从国内的外贸公司拿订单，从国内进口原材料，利用柬埔寨低价的劳动力做服装代工，再销售到海外。
虽然加工工厂有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但中国仍是最重要的化纤和面料出口国。根据UN Comtrade和京东数科研究院的统计，到2018年，纱线面料出口占据全球贸易三成，化纤出口占据全球贸易四成，下游生产国如越南、柬埔寨等均依赖进口面料。
目前全球服装行业的主要买手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在全球新冠疫情的阴霾下，欧美日市场需求量大幅下降，使得整个纺织服装链条上的企业人人自危。
服装外贸企业和加工企业处于被动的状态。据徐启介绍，现在服装加工厂和买手之间很多采用商业信用的交易方式，买手就有很大的空间和不确定性，原来整单整走的模式也变成小批量走，造成成本增加。
纺织企业的付款方式也导致上游的供应商在特殊时期处于一种“不敢生产”的状态。“纺织服装类企业的采购是先交货，货卖了后再向供应商付款。织布厂要用自己的钱去买原材料、付工资，如果一旦出现退货，全赔在里面，一些小的织布厂因为害怕客户临时取消订单，也不敢多织，甚至为了规避风险，宁可不开机。”徐启说。
服装外贸企业“居危思变”
中国是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的中心，纺织服装行业如何抗击疫情带来的冲击，受到全球关注。
在6月28日的稳外贸工作座谈会上，东方国际作为6家受邀参会企业之一，通过视频连线与总理进行对话。
东方国际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纺织集团，也是中国最大的纺织服装集团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而上海曾经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大本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是中国纺织最红火的城市。上海最多的时候有近500家纺织类企业，55万产业工人，13个纺织细分行业。当时中国需要大量的外汇购买国际先进的机械设备，上海的纺织服装行业为中国出口创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上海已经完成了从生产型到贸易型的转变。”安希提到。
1994年以后受产业布局调整的影响，加工类企业迁出上海逐渐转移到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上海保留了服装设计和外贸的功能，大量服装企业的销售中心仍位于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纺织服装产业进出口的龙头，上海还汇聚了东方创业（600278.SH）、申达股份（600626.SH）、龙头股份（600630.SH）等一大批服装纺织类上市公司。
“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堡垒，在纺织服装出口受阻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是上海纺织服装的外贸企业，进而再蔓延到整个产业链。”安希说。
徐启合作的外贸公司遍布上海、香港、青岛、大连等地，他认为在服装外贸方面上海是国内第一位的。“信息最全、流通最快，大的品牌、买手几乎都在上海有办事处。上海外贸的好坏影响的不仅是国内的工厂，也影响了东南亚很多代工厂的生产。”徐启称。
以东方国际为代表的上海服装外贸企业如何转型思变，将成为带动整个产业链变革的重要方面。
安希近年来观察到，国内不少大的服装出口企业都在做自主品牌，东方国际、申洲国际都是走在行业前列的代表，Lily、雅戈尔、波司登都是转型成功的案例。
“首先要实现观念的转变，从出口依赖转变为发展国内消费，发展自己的品牌，赶超甚至取代国外大牌。比如东方国际前几年已经开始从外销转变成外销+内销，成功培育了Lily、三枪等品牌，今年几乎完全转内销。”安希说。
转型的阵痛
不过，转型并没有那么容易，培育一个品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认为，从短期疫情的应急情况来看，《意见》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对纺织服装产业的利好，减免税负对困难中的企业是雪中送炭，海关便利化、跨境电商等也会对出口有一定积极影响。
“但是长期而言，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未来还是要往高端走。近几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好的迹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较高的纺织机械和化纤的出口开始往上走，真正靠人力的服装加工已经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贸易摩擦和疫情可能会加快行业的调整。”沈建光表示。
虽然转内销、做高端、做品牌是目前而言中国纺织服装的一条转型之路，但徐启从他自身的行业经历分析，认为这条路并不容易。
首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与欧美差异很大。“一名德国男性白领一年衬衫的消费量是40件，而中国高级白领只有10件，消费水平相去甚远。疫情的到来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人们倾向于节约用钱，为以后做打算。”徐启说。
其次，做自主品牌更是投入巨大，比如商场的进驻费用高企、做品牌造成库存大量积压、市场淘汰产品滞销、小批量生产带来的原料成本升高。
“几年前，我已经看到有些外贸企业在转型做品牌，但这其中也面临很大困难，国内打一个品牌需要几千万元，100家中能有10家、20家出来已经不错。”徐启说。
沈建光也认同转型会伴随阵痛，“虽然真正的转型是很难的，内部市场的竞争会加剧，也肯定会有企业不适应，甚至被淘汰，但也会有企业可能跳出来，成为龙头，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在出口疲软的情况下，如何成功转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认为，设计、生产贴近中国市场、消费者和年轻人的服装越来越重要。
“纺织服装企业要实现在市场细分与个性化产品供给方面的快速转型，在技术、工艺与服务理念上创新，在对各个年龄段的开发性需求方面下的功夫不够。例如，上海目前的西装定制市场需求很多也很大，但是真正能够满足高品质需求的企业很少，完全可以加强培训，留住老师傅，壮大‘国宝级’工艺大师队伍。”章玉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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