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市场上一枝独秀、炙手可热的早稻，在今年登场入市后却失去往昔的辉煌，风光不再。
在我国早稻主产省的湖北、安徽、湖南等地，近期普通品种中等质量标准的早籼稻收购价为1.25～1.28元/斤，低于同期市场价格近5%左右。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今年早稻市场价格呈现一个“降”字无可置疑。
不仅如此，除了粳稻之外，今年不仅我国早稻价格呈现下降态势，中籼稻也将不能幸免。最近，我国南方主产区的市场价格，普通中晚籼稻在1.25元/元左右， 普遍低于最低收购价。
在国家鼓励粮食生产一贯政策的支持下，今年我国稻谷生产形势总体向好。据相关部门5月份预计，2013年我国稻谷播种面积预计为3048 万公顷，较上年增加18.3 万公顷，增幅0.6%。其中：早稻播种面积为584 万公顷，增加7.5 万公顷，增幅1.3%。单产预计为6.781 吨/公顷，同比增38 公斤/公顷，增幅0.6%。产量预计为20670 万吨，较上年增加242 万吨，增幅1.2%；中稻播种面积为1837 万公顷，增加8.8 万公顷，增幅0.5%；晚稻播种面积为627 万公顷，增加2 万公顷，增幅0.3%。早稻、中稻的连年增产，为市场提供了相对较为充裕的粮源。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近年来我国粮食市场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国内供求基本平衡的大米却大开进口的闸门，周边国家的低廉大米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市场。
作为标志性的2012年，我国进口大米达到创纪录的231.6万吨。2013年1-5月，我国进口大米数量累计达115.39万吨，同比上升19.48%。这其中还不包括数量相当庞大的走私大米。
据国家发改委年初发布的信息，2013年我国进口大米配额为532万吨，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其中长粒米配额为266万吨。
进口大米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价格上。在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中，越南处于第一位。6月8日，越南5%破碎率大米价格375美元/吨，虽然比上周下跌5%，但到国内完税后价格，比普通籼米仍然低640元/吨左右，巨大的差距使越南大米稳稳挤占国内大米市场。
在国内粮食增产预期和进口大米双重因素下，各类收购主体面对早稻踯躅不前。
早稻是我国南方数省储备粮的首选品种，每当早稻上市，各级储备粮企业闻风而动，纷纷抢购。可是，今年这些企业却爱恨交加。收购机会来临，却不敢出手。由于早稻市场价格的一路下跌，轮出库存的陈早稻价格始终达不到预想的价格。截止目前，不少储备企业不得不申请延长轮出期。陈早稻占用仓容和资金，现在即使想收价格相对较低的早稻，也心有余而力不从。
地处早稻主产区的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等的贸易商，过去一向看好作为主食品种—如米粉等用粮的早稻，如今只能“望稻兴叹”。这些地区的早稻主要市场——广东、广西、福建省等，已经被进口的低价大米所取代。没有这些市场的支撑，他们岂敢将钱往水里扔？
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大米加工企业现在可谓是只见冰霜，不见春意。“稻强米弱”的持续，进口大米的冲击，使得这些企业大开工大赔钱，小开工小赔钱，绝大多数企业只好关门歇业。
令一些地方的大米加工企业雪上加霜的，是“隔”大米事件的持续发酵，使得湖南省不少地方的稻农看不到丰收的喜悦。广东省接二连三退回的“隔”大米，不仅堵死了大米加工企业的销路，也堵死了农民出售稻谷的通道。即使是低价出售，含有“隔”的稻谷也无人问津。
面对犹如寒冬的早稻市场，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初步拯救措施。最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等部门印发了《2013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当2013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市场价格每50公斤分别低于132元、135元和150元时，启动最低收购价。这个比2012年分别提高12元、10元和10元的早稻、中晚籼稻、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或许会给种粮农民些许安慰。毕竟有国家作后盾，辛勤劳作的成果有了销路。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按照今年最低收购价收购的稻谷，依据顺价销售的原则能够销售吗？显然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稻谷不能按时拍卖成交，国家要承担多大的包袱？“隔”污染的稻谷由谁来收？收购起来干什么？稻谷最低收购价的连年提高，长期国内与国际粮价的倒挂，如何调动农民持续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解答以上问题，不能就生产而生产，就流通而流通。要从生产关系、维护种粮农民利益、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通盘考利。
在粮食生产自主化、粮食流通市场化、粮食经营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调节粮食生产的主要手段，从根本上讲就是适时适度地调整生产关系。
作为弱势产业，农民种植粮食，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一家一户种植粮食，在风调雨顺下，一年一亩地的收入（不含劳动力成本）只有1000元左右，不及在城市打工四五天的收入。种植粮食越来越突出比较效益的低下，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工外出，在农村务农的基本上是不能外出奔波的老人和妇女。年轻的农民一经离乡，就再也不可能回家。
造成农民种植粮食收入低的原因，踢出自然因素外，根本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政策和补贴政策亟待完善。
我国现行的粮食价格政策，是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主的目标价格政策，辅之以储备价格、临时收储价格等。从2004年开始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近年来连年提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农民的预期收入目标和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有限度地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固然有担心粮价作为基础物价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但是，从发达国家来看，只要国家调控得当，粮价提高引起社会物价巨幅波动是可以避免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的日本，多年来实现了国内大米自给，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大米收购价格的适度。按照目前的价格计算，日本的大米价格是我国近10倍，但日本国内的物价并没有因为粮价而恶性循环。
如果说大幅度提高最低收购价短期内有困难的话，那么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应当作为首选目标。
纵观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突出弊端是“均贫富”大大降低了补贴效率。我国现在大多数地方对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无一例外按照农民承包的耕地给予补贴。不论农民种植何种农作物，甚至是不种植任何农作物，都给予平均补贴。这种“均贫富”式的补贴办法，如何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怎么能够发挥粮食补贴的最大效率？
使粮食补贴效率最大化，根本的办法，就是按照“有劳有得”的原则，或者依据农民实际种植粮食的面积给予补贴，或者依据农民出售商品粮的数量给予补贴，以此来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从目前国家对农民的种粮补贴数额来看，总体上还是过少。平均到一亩地上，不过上百元。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国家应在继续加大补贴力度的同时，将流通环节的补贴逐步转移到生产环节上，以减少种粮农民对市场的过度依赖。
要从根本上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质量，集约化、规模化是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鼓励粮食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目前，我国家庭农场已初具规模。截至2012年底（下同），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下同）共有符合本次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6.01人，其中家庭成员4.33人，长期雇工1.68人。在全部家庭农场中，从事种植业的有40.95万个，占46.7%。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达到200.2亩，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7.5亩的近27倍。其中，经营规模50亩以下的有48.42万个，占家庭农场总数的55.2%；50-100亩的有18.98万个，占21.6%；100-500亩的有17.07万个，占19.5%；500-1000亩的有1.58万个，占1.8%；1000亩以上的有1.65万个，占1.9%。2012年全国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1620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为18.47万元。
方兴未艾的家庭农场无疑为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据笔者调查，现在家庭农场的发展亟需国家政策支持。
年比一年增加的土地流转费用，种粮与种植经济作物等的比较效益，缺乏农业生产机械、晒场、烘干机、仓库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必要的流动资金等，都在制约着家庭农场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于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家庭农场，要专门拿出一定资金，给予种粮直补、良种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对于新建晒场、仓库等基础设施，以奖代补；对生产粮食给予一定的流动资金贷款，或者贷款贴息。
粮食生产周期长，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必须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从近年来看，我们要高度重视粮食的进出口政策。
进口一定的粮食，比如国内稀缺的泰国优质香米，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高筋小麦等，用来调剂余缺，十分必要。但是，对于过能够自求平衡的大米，要慎重进口。
粮食生产能力，从一定的意义上看，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作为维持人类生存基本的生活资料，没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稳定。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维持一个国家的粮食供给，又必须付出巨大的财力投入。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粮食生产和第一出口大国——美国，每年国家财政给予了大量的生产和出口补贴，以至于美国农民的收入高于普通城市工人的收入，美国牢牢地掌控着世界粮食市场，成为世界粮食出口量一半以上的粮食出口强国。在世界很多地区，美国的粮食战略，起到了比任何武器都要重要的作用。
粮食是掌控国家命运的重要物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古今中外，粮食始终安国定邦的基石。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可以概括为是粮食供求的进展史。中国历代农民推翻王朝，无不与食不果腹有直接关系。春秋时期的署名政治家管仲曾经精辟地总结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国人经历过1959年粮食的人为灾难、2003年重大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大减产之痛后，我们应当充分理解保持95%粮食国内自给的国家战略方针。
我们从2004年开始，确实取得了几近连年丰收的可喜局面。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过于沾沾自喜。
我国以占有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可是，我们的资源消耗是惊人的。我国消耗了占世界35%的化肥，巨大的环境污染随处可见；日益紧缺的水资源、逐渐缩减的土地资源等等，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威胁，已不是理论问题。
有人说，我们不必担忧：可以利用世界市场来满足国人粮食供应。如果说这是一种良好愿望的话，那只能是“天方夜谭”。
和平年代，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有平等协商的可能。但是，在国与国之间出现分歧，甚至对立状态下，还有平等协商的可能吗？国际贸易禁运、封锁，不见硝烟的战争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打响。到那时，没有“粮草”的苦果不言自明。
退一万步讲，即使世界和平，我们可以自由进口粮食，如果我国严重缺粮，能不能进口到我们需要的粮食呢？
据近几年统计，每年国际粮食贸易量不到我国粮食生产量的一半。即使我国每年缺少10%的粮食，就要进口占世界粮食贸易量20%的粮食。撇开政治因素，仅从经济因素分析，这是不可能的。目前，世界上包括非洲在内大约每年有10亿人口采取处于饥饿状态。
将中国的粮食供给寄希望于国际市场，是希望渺茫的。
保证95%的粮食国内自给，我们在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同时，必须要高度重视国内的粮食生产。要切实从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入手，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补贴政策，鼓励集约化、规模化粮食生产，运用关税等价格杠杆，保持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可控之中。
（龚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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