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高价猪肉”，近期陕西国家统计局长安调查队一项调研直指生猪生产体系“产业软肋”：推动猪价暴涨的直接原因是成本上涨和存栏减少，根本原因是生猪生产极不稳定，规模化程度低，只有稳定生猪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生猪生产周期”与市场需求脱节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长安调查队调研中看到，本次生猪价格的暴跌暴涨犹如2006年至2007年那次生猪价格暴跌暴涨的重演。究其原因，依然是市场供给矛盾爆发的结果。回顾近两次大的生猪价格波动不难看出：生猪一直处于盲目生产阶段，信息不充分，交易混乱。
2005年底到2006年上半年，生猪收购价格跌到5元/公斤以下，伴随着价格走低，卖猪难成为突出问题，越肥的生猪越便宜，个别省份猪肉甚至卖到10元2公斤。“猪贱伤农”，农户迫不得已大量处理生猪，甚至部分母猪也由于饲养成本太高而被宰杀掉，其本质上就是市场上“供大于求”，这样就造成了生猪存栏急速下降。据当时长安生猪调查资料显示,9个调查点生猪存栏量由1300多头锐减至不到800头，减少40%。存栏的快速减少就埋下了另一个极端的种子，供给矛盾开始逐步升温，同时也预示猪价将要回升。
200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猪肉“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一路走高，一时炙热的生猪养殖行业占领了市场的有利地位，投资者纷纷涉足养猪。生猪收购价格飙升到了每公斤15.9元，在当时来说也算得上是“历史高位”了。当时养猪行业成了香饽饽，人人养猪，户户养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部分南方回转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到了养猪行业，当时真是轰轰烈烈，选养殖场地点，购买各类优质品种种猪等等，一哄而上导致存栏迅速回升增加。伴随着生猪价格和存栏数量的变化，仔猪价格同样起伏波动，最低时每头仔猪仅卖80元，最高时却达到近400元。
接下来就是本轮生猪价格大跌。2010年上半年养猪户首先经受了每公斤生猪收购价格仅为9.5元亏损极点的价位考验，许多规模养殖户在短短的半年之中亏损高达几十万元。众多的散养户迅速卖出大量的肥猪、架子猪和能繁母猪，散养户被迫退出养殖领域。此时的生猪存栏已经达到最低。
据对长安生猪监测网点调查统计：当时生猪存栏量减少近一倍，能繁母猪数量也减少近40%,仔猪价格跌至100元左右。今年以来生猪价格在春节过后不跌反涨，进入6月份创出历史最高价位，生猪收购价超过每公斤20元，而且高价位生猪保持至今，从对生猪监测数据分析和养殖户座谈来看，今年内生猪价格难以快速回落。养殖户说：“现在最最着急的就是没有肥猪可卖”。不难看出根本原因在于生猪“货源短缺”，供求矛盾再次爆发。
市场作用下出现生猪“卖猪难”和“买肉难”，造成了生产者一哄而上，一卖而散。由此必然造成生猪生产的起伏波动，生猪生产者普遍陷入了“一年赚、二年平、三年亏”的怪圈，直接导致了生猪生产上的恶性循环。“生猪生产周期”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造成生猪价格剧烈波动。
散养“逆市下滑”呼唤规模养殖
猪价暴涨并没有让养猪场、猪商贩、零售商笑逐颜开，相反，涨价背后隐含的暴跌风险，却让生猪产业链上的从业者忧心忡忡。
“坦率说，如果能让我们不坐‘过山车’，养一头猪的利润稳定在200元—300元，那么，我们宁可不要现在的暴利。”一位养猪户如是说，“要不真担心哪一天，猪价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赚的钱就又搭进去了。”另外，猪价达到历史高点，但养猪户补栏母猪的热情并不高。有养殖户称，“前年和去年赔钱倒闭的那批养猪场已经‘吓破胆’了，说什么也不愿再入场；而我们也担心补栏后，赶上猪价下行周期，将赚的钱再赔进去。‘猪周期’的具体波动谁也无法预测。”
国家统计局长安调查队分析认为，生猪养殖户经过几次“过山车”的历练，内部养殖结构目前趋于合理，趋向于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应该及时推进生产集约化程度，加大产业化、一体化进程。长安生猪监测数据表明：目前规模户和非农单位占总体养殖数量比重已经达到近30%，经过本次淘汰,这一比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7个百分点。因此，需要尽快形成生猪养殖规模化、产业区域化和专业化，逐步缩小散养户，解决每逢周期性震荡，都会出现的“散养户跑得快，规模户跟不上”的现象。要改变目前的生猪生产结构。在目前的生产结构基础上，逐步达到散户和规模户的倒比例。即散户养殖比例为30%,规模户的养殖比例占70%。如果这样，就能保证在市场价格波动时,生猪生产量的变化不会太大，价格浮动控制在10%以内。
“散户养殖和规模化养殖的最大区别就是稳定性,农民养殖生猪，如果一二茬猪赚不到钱，就会选择不养，而规模化养殖计算业绩的周期在5年左右，不会因为一二茬猪没赚钱就减少养猪量。今年生猪的缺口，农民不养猪或少养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保持生猪供应的稳定，国家应积极鼓励规模化养殖。”一位养猪大户告诉记者。
规模化水平低带来的防疫困难，也是行业软肋，加剧肉价波动。长安区杜曲镇东韦竹园种猪场场长孙鹏是当地种猪养殖大户，2009年底—2010年初和2010年底—2011年初爆发的两次口蹄疫使他的存栏母猪从830头锐减至400多头，但他还是幸运的。周围大部分散养户和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受到疫情打击，被彻底淘汰出市场。“疫病防控不是一家一户能做到的，政府应完善村、镇两级生猪防疫体系。”孙鹏说，“政府可以采取类似农村合作社的模式，将散养户集中起来，实行集约化管理，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分散了风险,更利于防疫和销售,行业也能平稳发展。”
养殖业是我国入世后的农业领域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一。当前猪价上涨农户生猪饲养反而积极性不高应高度关注。对于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说，应该在节约成本，规避市场风险的基础上，与农民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积极补栏扩大养殖规模，发展农户饲养专业群，大力推进养猪产业化。作为政府，更要抓住机遇，制定有利于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在引进工业项目的同时积极引进农业养猪项目；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养猪产业化；在农民工技术培训中增加生猪饲养技术培训班；在资金信贷方面，建议银行、信用社设立养猪贷款资金，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引导各方力量特别是农民发展规模养殖，在解决猪肉市场供应的同时提升养猪产业的水平，增强养猪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每年有超过5000万吨的猪肉消费量，占到全球需求一半——这并不是一个无利可图的行业。国务院下发《通知》强调“十二五”期间，国家安排了每年25亿元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中央财政补贴。仅在过去两月，房地产商刘远德投资1.5亿元兴建广州最大养猪场，联想投资和九州投资向常州一家“养猪”的畜牧公司注资约3亿元，新希望集团宣布5年内要在辽宁投资50亿元养猪和鸡鸭，中粮集团与日资企业合资投资百亿从事养猪、鸡和肉类加工等话题也成为坊间的谈资。
在这个散养户快速离场，“超级大户”携巨资而来的过程中，这个在中国盛行了六千年的古老行当，终于走到了生产力剧变的节骨眼上——无论是市场的力量，还是政府的力量，都在推动着规模化养猪对传统散养的逐步替代。
市场调控应向生产调控转变
一些业内人士坦言，政府的肉价调控虽然对短期内平抑猪肉价格起到了作用，但跳出来看，则可能加剧价格波动，陷入“肉贵伤民，猪贱伤农”的监管怪圈。价格调控只能稳定一时，要研究治本之策，才能跳出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实现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近年来为了稳定市场，政府从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刺激养猪户积极性出发，实行生猪补贴，刺激生产供应而发放诸如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调出大县补贴等，总体上发挥作用不小，但生猪补贴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国家统计局长安调查队分析认为，这几年的断断续续补贴，造成了个别养殖户为了补贴而养猪的心态，对于长期稳定发展养猪有副作用。另外，商业险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养殖户在这方面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如价格、疫情和需求变化等影响，不能统一协调发展。此外，生猪价格过高，政府全力关注并采取措施。而生猪价格过低时，政府保护措施不给力、不到位。国家政策性补贴往往会成为亡羊补牢式的补贴。因此建议，从生产基础环节进行扶持。一方面从生产者的基础性建设和生猪品种改良等方面着手进行资金扶持。即从规模养殖场的立项、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的贷款或资金补贴。另一方面，解决畜牧业发展和粮食种植业发展补贴不等同问题，把畜牧业生产纳入正规持久的补贴范围内。同时，还应加强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准确发布对称信息，引导养殖户根据市场变化合理确定养殖规模，避免盲目跟风。建议建立和发展生猪期货市场，尝试创新金融手段帮助养殖户、屠宰厂、加工企业有效回避价格波动风险，锁定预期利润，吸引更多各层次的投资者积极入市参与交易。最终促使生猪生产跳出周期性波动，实现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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