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能繁母猪不但在数量上不断创新低，在质量方面也在滑坡，换言之，今年的2800万头能繁母猪所能提供的成活仔猪和育肥猪，还将少于去年同样数量母猪所能提供的仔猪和育肥猪数量。据了解，5月15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4月份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数据，其中生猪存栏同比下降20.8%，环比下降2.9%；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22.3%，环比下降2.5%。自2018年以来，无论是生猪还是能繁母猪同比降幅都在不断扩大，进入2019年以来更是出现断崖式下跌。
按此前官方公布的存栏历史数据推算，截止4月底，生猪存栏约为2.73亿头，能繁母猪存栏约为2780万头，继续创12年以来新底。能繁母猪存栏数量下降至历史低点的同时，其繁育水平也在明显削弱，这是因为受疫情威胁和利润诱惑的双重影响，母猪超期服役和三元母猪留种现象逐渐增多所致。
下图为生猪存栏同比降幅
由于疫情的影响，外部引种困难，猪场被迫放慢淘汰母猪的节奏以维持正常生产，产6胎以上的母猪继续生产的现象增多，部分猪场母猪胎龄结构已经明显偏大。根据全国畜牧业监测预警信息的数据，山东临沂、河南商丘、江西上高、湖南湘潭等4个淘汰母猪集中屠宰地在2019年4月份共看屠宰淘汰母猪13.3万头，虽然明显高于2-3月，但同比降幅高达37%。从淘汰量和存栏同比增幅的对比来看，进入2019年后随着母猪存栏量加速下滑，母猪淘汰量的同比增幅却不断下降，并从3月份开始转负，且淘汰量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存栏下降幅度。假定上述4个集中屠宰地的数据能够反映全国能繁母猪淘汰量的整体水平，再与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降的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进入2019年后相当数量的高龄能繁母猪并未淘汰，而是继续超龄服役。
下图能繁母猪存栏和淘汰同比变化幅度
另一方面三元母猪留种现象日趋普遍，众所周知，作为留种母猪三元（杜长大）不如正二元（长大/大长），所谓的回交二元母猪其实和三元母猪的变种，但是当前疫情风险巨大，而价格大幅回落的市场风险基本上没有。如果真想发展母猪群，又不敢从外边引母猪，自己本场又没有发生过重大疫情，留三元做母猪也是比没有母猪要强，毕竟生猪价格行情基本上会越来越好。
根据中信期货对河南调研的结果，调研地区三元母猪留种情况非常普遍。调研对象表示，相较于外部引种，养殖户更倾向于三元留种，因为外部引种存在疫情风险，同时当前二元母猪价格偏高，自留种节约开支，其他机构对东北、山东、湖北、湖南等地的调研结果大同小异。根据郑州青松农牧的估算，目前猪场的总引种数量中来自三元母猪留种的部分约占20%，随着猪价上涨的预期不断增强，这一比例还将继续增大。
据了解，留种三元母猪的PSY或MSY水平显著低于二元母猪，理想情况下也仅为后者的八成左右，按此估算，当15公斤仔猪价格超过500元/头，或生猪价格超过7.5元/斤时，留种行为即有利润，对于超期服役的二元母猪而言，因繁育水平还要好于留种三元母猪，在上述价位下利润空间更高。按今年引种数量占总存栏30%计，留种三元母猪和超龄二元母猪估计可占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即10-15%的能繁母猪的生产指标将明显低于去年，其降幅在20%左右。
若以此估算，整体能繁母猪生产指标将下降2-3%，也就是全国平均PSY下降0.5左右，这意味着即使能繁母猪存栏不变，2019年也将少生产大约1500万头仔猪（按3000万头能繁母猪计算），但无论是三元留种还是二元超期都不是长久之计，在生产了1-2胎之后母猪生产性能进一步降低，猪群品种结构更加退化，对疫情防控也有不利影响，这将导致基础产能的继续下滑，从而更加夯实猪价上涨的基础，而猪价的不断攀升将使得养殖户有更多动力来维持这种非常规操作，因此能繁母猪数量与质量的双双下降与猪价上涨有可能相互借力，成为猪价螺旋式上涨的助推器，直至市场达到新的平衡为止。（农产品期货网特约分析师徐洪志，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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