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粮食方面对外依存度日益升高的中国而言，对于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自然格外关切并积极求解。
应该看到，关于粮价问题，除了货币超发外，粮食之所以成为资本“理想”的逐利目标，国际市场上粮食供应近年来持续偏紧是主要的炒作因素。
而粮食供应的偏紧又不仅仅是短期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随着全球范围内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对粮食本身的消费量在加大，另一方面对以粮食为饲料的肉禽蛋奶和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类食品需求量也在猛增。
凡此种种都表明一方面粮价上涨将是长时期的趋势，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粮价上涨是一连串事件叠加所致，需要综合求解。
作为当务之急，中国首先应再次主动倡议尽快落实全球宏观治理合作框架，提倡负责任的宏观政策，避免以邻为壑的滥发货币政策，从而不给国际炒作资本添柴加薪。
此外，中国应当寻求在G20框架下构建相对稳定的国际粮食价格体系，通过倡导粮食输出国与粮食消费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来打造多赢的局面。毕竟，粮价上涨有利于改善发展中产粮国的国际收支表，但国际粮食市场过于波动，价格大起大落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生产和消费预期，产粮国很容易未蒙其利，反受其害。而如何“驯服”国际大粮商对市场的垄断，使涨价的好处真正落到产粮国民众的身上，从而使产粮国在“粮食美元”问题上不至于重蹈“石油美元”的陷阱，更是一个需各方戮力求解的议题。
粮食是一个比石油更具政治敏感性的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从一国利益出发。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进行对冲性操作有其必要性，但主要着眼点应在于稳定市场加大供给，而非旨在从中渔利，进而给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火力。
近年来中国不少企业出去租地种粮，这对于提升当地农业效率，增加当地居民就业都有好处，但切忌汲汲于把粮食运回来。出去种粮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善人地资源配比，做大全球粮食供给，而不是走遍全球去“抢粮”。
就国内而言，资本入农之外，走集约型现代城镇化道路则是必由之路。
只有以“人”的城镇化来取代以“地”为主的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耕地不断减少的严峻局面，并进而通过进城农民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提升中国农业效能，从而真正实现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反哺农业。
压力从来都是变革的契机。面对国际资本从石油转战粮食，打好内外两个牌局，顺势而为，提高农业效率，将中国从农业大国变为农业强国，此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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